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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古稀父亲要入党长篇节选（第3页）

座谈，调查结束了，关于我父亲入党的事没有任何动静。年底举行的新党员宣誓会上，邬富月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一世跟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

我父亲作为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上台发言，表示：向邬富月同志学习，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当然无法明白个中原因，党组织的事，个人不能随便打听，谁打听，谁透露，都是犯错误的行为，是党员，会受到党纪处分，不是党员，一辈子休想入党。我父亲以为，自己的确不够入党的条件，与那些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比较起来，自己相差甚远。就说汉寿的老党员帅孟奇吧，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鼻孔里灌煤油，指甲缝里钉竹尖，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机密。那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第一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詹乐贫……父亲立誓向这样的共产党员学习，接受党组织对他的严峻考验，先从思想上入党，再从组织上入党。

我那年轻的父亲是个热情的人，是个开朗的人，对身边的事，对身边的人，都是朝光明，朝美好的方面想的多。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加倍地创造条件，他向着咬定的目标奋进。

枕头边，我母亲问他：“你哪一方面都比邬富月强，这是乡亲们都公认的，为何反倒他宣誓入党，而你没有份？”

我父亲咬住她的嘴，不让她往下问。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必须忠心耿耿，不能有丝毫疑问。我母亲有想法，只能装进肚子里。

有关邬富月向周为民、邓应林反映我父亲那两件事的情形，是二十多年后的1982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我从县委书记周为民那里知道的。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担任中小学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当年培养我父亲入党的村支部书记邓应林，他从乡党委书记位置上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熊家铺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我父亲仍然是他手下的一名队长。我父亲仍然是他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他把我也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并视为他的接班人重点培养。不久，我没有当成他的接班人，我被选调到了县革委会。那些年，尽管我工作做出了成绩，但由于性格耿直，入党问题不断搁浅。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在全国各地报刊频频发表文章，这引起了县委书记周为民的注意。他调阅了我的档案，当他知道我还不是党员，当他知道我是何婆桥水湾杨先德的儿子，他心里漾起了阵阵波澜。

1982年5月，一个晴朗的天，县委书记周为民在他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里，召集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他别的都不说，专讲他读了我的文章后所产生的印象，看法，特别肯定了《对牛谈心》一文对推动农村改革的积极意义，言辞切切，情意浓浓。末尾，他委托宣传部长转达对我的问候、谢意。并强调：“一个县，有这样的人才，难得！”

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他在开会前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周为民博览群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珍惜人才，每次开会之前，他都要与他的部下门谈谈读书的问题。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等着他下面谈重要的议题，没想到他讲完关于我和我的文章后，便起身宣布散会。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感到奇怪，就为这件事值得郑重其事召集他们开个会。不过，这种不理解只是短时的，他们毕竟经过长期锻炼，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决不忽略一个眼神，一种脸色。他们聪明的大脑立刻作出反应：周为民书记召集的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特殊信号。他们必须赶快行动。

周为民书记专门为我的事召集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这算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77年5月，那时他还是县委第一副书记，县委书记何秋舫出国援助加纳农业建设两年，周为民主持县委工作。我因为写了长篇小说《春柳湖》，被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县创作组被撤销，我被软禁了一个多月，后来发配到县里最边远的酉港公社连安大队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队队员，我不服，我不认识“四人帮”，“四人帮”也不认识我，我给周书记写了报告……

那一次与这一次相隔了五年。

这一次会议不久，我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住进新党员对象培训班，我在绘有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下举手庄严宣誓。一切都是那样的神速，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那些日子，我总是处于兴奋、激动之中，我眼里的太阳，是那么鲜红；我眼里的月亮，是那么皎洁；我眼里的湖水，是那么湛蓝；我眼里的大地，是那么美丽；我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那么可爱；我听到的每一种声响，都是那么动听。我实在幸福，我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父亲苦苦追求了大半辈子，一直未能实现他的美好愿望。而我的这种追求，虽有磨难，可与父亲比起来，太顺利，太容易，好像随手拈来似的。想到父亲没有入党我又难过。开始，我竟愚蠢地将这消息向父亲封锁，怕他知道后心里产生复杂的感情。父亲很快得知我入党的事，他专程进县城，并用两只水缸移栽了老家门前的一株松树，屋后竹园的一株水竹，作为庆贺我入党的礼物。

我看着这一松一竹，我实在是太熟悉它们了。父亲与这松、与这竹，有着血一般的浓情。父亲此时不远几十里，从碧莲河边的老家老渡口，连根带土，肩挑给我送进城里，我明白老父亲的心意。

我深情地搬起这一松一竹，摆放在我的书桌两侧，就像当年我和父亲把它们的父辈，从皇城港的外祖父外祖母家的竹园里，从麓角坪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家的松山上，移栽到老渡口的我家屋前屋后一样，我和父亲一起给它们浇水。

1963年的冬天，邓应林书记派了大队党支部委员、治保主任邓德理，把我父亲从贺家山农场请了回来，要我父亲重新出山，再度执掌汪家湾生产队的帅印。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恢复生产、恢复家园，成为人们的迫切愿望。我父亲不肯。他觉得他主政汪家湾的工作期间，犯下了很多过错，一切都可以恢复，在近两百口汪姓人心中的威性难以恢复。他不许人们发展家庭副业，没收了汪翠翠的两个儿子从河婆桥捕的两桶鲫鱼，汪翠翠找我母亲拼命。父亲用他的旱烟袋脑壳打人……

父亲向邓应林、邓德理提出：如果真的信得过他，一定要他干，他想换一个环境，也许会干得更有起色。邓应林问他：“先德！全村十二个生产队，由你挑。你看中哪个队，党支部就把哪个队交给你管理。”

我父亲回答：“十二个生产队，我哪个队都不去。”

邓应林问：“你要去哪里呢？”

父亲回答：“我要去的地方，只怕你不得肯。”

邓应林说：“你也学会了卖关子。你哪怕是要我这党支部书记让位，我也肯。”

父亲说：“我党员都不是的呢！我哪有那个野心。我想去老渡口副业队，把那里的副业真正搞起来。这些年，我们越搞越穷，原因在哪里？我躲在贺家山农场的这些日子里，我反反复复想了这个事。生产单打一，除了抓几粒粮食，别的都没有了。山也成了光头山，水也成了清汤水。先把老渡口副业队搞起来，让全大队一千二百口人有口吃的。”

邓应林、邓德理连声说：“先德你讲的有道理。但是，你去老渡口副业队，暂时不能当队长，你给邓小狗当副手。等他退了，你再接任。你没得意见啵？”

父亲说：“小狗哥那个人好合作。我在他手下当一般的社员也愿意。我给他出主意，他也会听我的。”

我记得那个冬日，我们举家搬迁老渡口的情景：

到了老渡口，父亲首先用行动说话，植树、栽竹，发展多种经营。

我想到有关松和竹的过去，我暗暗佩服父亲的眼力。

深夜，父亲等家里人都睡了，他拉着我的手，流着泪对我说：

“儿子！我为你入党高兴。我们家总算有了党里头的人。你要像这棵松树，为党争光，为我们杨家争气！历朝历代，我们杨家只出忠臣，不出奸臣。历朝历代，我们杨家只出将，不出兵。做人要像松和竹那样，出土之前先有节，风风雨雨不变色。”

这时，我想鼓励父亲，继续争取入党。在我们党内，有徐特立、郭沫若、陶峙岳等晚年入党的典范。可话到嘴边，我没有说出口。我知道父亲一辈子追求入党，追求得太苦、太累，他年年都递交入党申请书，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想对他说，你就别再递入党申请书了，平平静静地度过晚年吧！我入了党，就等于他入了党。我心里这样想，但我没有勇气说出口。我向父亲保证：我不会给他丢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那一夜，我没有听见父亲的鼾声。清晨，他轻轻悄悄起床，坐到阳台上抽烟。我也随之爬起，招呼他进屋，他摇头，他生怕吐出的浓烟，呛了他的儿媳和他的孙子。待我妻子和儿子起床，父亲便告辞要走。这是留不住的。他平时给我们送土特产品，都是早晨来，晚上归。他不搭汽车，不坐轮船，凭两条腿步行。我劝他，年纪大了，挑来的东西又沉，还是搭车坐船，图个轻松，再说，也省不了几个钱。他坚持，不是为了省钱。生成的做工的手脚，走几十里路，不吃亏的，相反，活泛了血液，磨炼了筋骨。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我送父亲踏上沅南大堤，他要我回去上班，我还要送一程，他不肯。分手时，我们父子谁也不说什么，都只挥了挥手。我转身，趁父亲不注意时，躲在观音港旁边的一棵杨柳树后，目送父亲背着金灿灿的阳光，踩着结实的沅水大堤，朝沧港那头渐渐远去。我发现，父亲曾经弯曲的背脊又挺得笔直，已经老态的双腿又恢复了活力，他又像年轻时那样，脚步生风，英气勃勃。我的父亲没有老，我的父亲不会老，他就像头顶上的那轮太阳，天天，月月，年年都一样。我用力含住眼泪，没让掉下来。我希望父亲回过头，我想看到他恢复了青春活力，闪烁着彤红光彩的英俊脸膛。可父亲没有回头，大步朝前走去，走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任其顺着鼻梁滑落，浸湿了那株杨柳树蔸。

我回到家，因双眼彤红，不敢去上班。偏巧，这时传来命令，县委书记周为民点名要我随他下水乡专题调查农民承包经营的情况。我不敢违令。更何况，我对周为民书记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宣传部长如实转达了他对我的问候。我不蠢，我明白这中间的含义。我能顺利入党，我猜是得意于他那一声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问候。人生得一知己难。在自己的顶头上司中，能遇到周为民这样的知音，更是难上加难。

我赶到周为民书记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报到，随他下乡调查的有县委办的汪副主任、王秘书（他后来升任《湖南日报》副总编，可惜在2004年4月5日的那个夜晚，意外堕楼，离开了这个世界）、县政府农村经营管理科的陈科长，这都是老熟人，他们都先我到达。周书记见到我，笑呵呵的第一句话：

“你的眼睛怎么通红？”

我随口答：“昨夜写作，睡得太晚。”

“你骗我。”他依然笑呵呵的：“是因为你父亲来了吧？！”

我一惊：“你怎么知道？”

“我像诸葛亮，掐指一算，天上地下，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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