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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7节（第1页）

可问题是，这些正确的事情凑到一处，怎么就特么这么别扭呢？

尤其是薛向，将解盐收归国有专营，他的江淮发运使倒是舒坦了，有钱买粮了嘛！可对陕西经济，绝对会造成巨大的打击。

蜀中制盐法在解盐中得到应用，当初四通商号是出了力的，有两成股份在里面，销售也是以商号为主，一直搞得风风火火。

如今薛向这么搞，是背叛了自己和四通商号，是笃定自己不敢拿陕西财政开玩笑，所以准备硬生生吞了这两成股份，作为给王安石的投名状！

没说的了，这就是在为接下来的“均输法”做准备。

后人往往将这个法同国家调控联系到一起大加颂扬，认为这是抑制大商人，权贵们的有效措施。

但是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所谓抑制大商人垄断，以国家资本进行低买高卖，以国家名义侵夺商人利益，不但在当时就招致误读，甚至千年之后，也有无数专家学者误读。

汉代均输法，是汉武帝对外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导致国家经济即将崩溃，不得已采取的国内掠夺措施。

将各地赋税贡物，折为当地最多最便宜的物品，运到价高地区销售，其核心是官营商业，目的是抑制个人商业行为，充实国家财政，核心是卖和利。

的确在短期内给汉武帝救了急，但是其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庆幸的是，汉武帝两次豪赌均输，算是赌赢了。

即使这样，汉武帝在巡幸泰山后也下诏：“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而王安石的《均输法》，核心与之大不相同。

宋代汴京，粮食仰赖东南六路运输，漕粮上供量，到如今已高达一年五百五十万石。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这些粮食当中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的租赋，还有一种，则是补租赋之不足的入粜。

司马光就曾经上奏，六路粮食产地，老百姓粮足而钱乏，所以国家应当从这些地方购买粮食，以防止粮贱伤农。

大宋立国百年，从最开始全部租赋，到租赋渐渐减少，入粜渐渐增加，到苏油所处这时代，入粜已经占到一小半。

王安石之法在宋代已经有人用过，仁宗朝时，许元担任发运使，诸路岁欠米贵的时候，则令输钱，以当税额。然后于米贱诸路购买粮食，补足当年朝廷租赋额度。

这就是王安石《均输法》的核心之一——徙贵就贱。

第五百四十四章均输法的弊端

王安石早就发现了大宋物资上供制度存在的巨大缺陷。

其一，是诸路上供之物都是定额，丰年不能增多，歉岁不能减少。

其二，是上供虽然固定，但是消费不固定，消费少的时候会导致粮食陈腐，不得不半价而出，导致巨大浪费；消费多时有导致仓库搬空，不能足用。

其三是各地加在农人身上的租赋，常常使用支移，折变等办法，粜买的时候，也经常不根据实际情况，或求于不产，或贵买于非时，增加农民负担，给了商人们操纵物价的机会，增加政府开支。

消除这些弊端的办法，除了徙贵就贱，再有就是用近易远，就是如果有多个产地都丰收，那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

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和桑弘羊的有很大区别，核心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京师物资供应问题。其总的目的是协调供需关系；提高财政收支的效率；扩大政府购买力；撙节购买、运输等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商人“擅轻重敛散之权”操纵市场的兼并行为。即所谓“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

与均输法配套的措施还有二：首先需要扩大发运司的职权，拨给发运司专项资金，用于采购，赋予“从便变易蓄买”的权力，并增辟官吏。

其次，需要建立京师所需与发运司上供的信息沟通体制，以及发运仓储，让发运司预先知晓京师库藏状况，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籴买、税敛、上供。

听起来非常美好，然而从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凡事有利则有弊。

据苏油所知，《均输法》，玩着玩着，就被官员们玩反了。

不管是当今还是后世，不管是两个时代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均输法的根本目的，压根就不应该是什么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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