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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2页）

二十六日，旧朝文武纷纷赴朝投递职名、劝进，希望能被录用。农民军除选用了100余名四品以下官员外，把其余各官登记上册，并以100人为一组，由骑兵8人押赴各营。

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是否被新朝录用。被录用者派少，未被录用者派多。标准是中堂10万，部院、京堂、锦衣7到3万，科道、吏部5到3万，翰林3到1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在此以前，刘宗敏早已准备好了5千副夹棍。此类夹棍，十分厉害，夹人无不骨碎。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襄城伯李国桢由刘宗敏追赃，才被夹了两下，便在回房后自杀。

崇祯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自称无钱。10余日前崇祯帝要他捐饷时，他起初还不肯捐，后勉强捐出1万。此时在农民军的夹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了50万两银子及价值数十万的珍珠币物。其余的勋戚，也都被一一过堂，敲尽榨干，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大学士陈演，在北京城破之前就被解职，原本有机会走脱，可惜因资产太多，短时内无法处理而滞留于京。此时他也被刘宗敏追赃。据说陈演还未等到用夹棍，就捐4万两白银，刘宗敏很高兴，本打算不再用刑。不料陈演的僮仆检举说其家财远远不止此数。刘宗敏令人搜查，果是如此，大怒之下仍用了重刑。

大学士魏藻德或许真不富裕。城破之前，崇祯帝令其捐饷时，他只肯出白银400。此时被刘宗敏追赃，上了夹棍后才承认金银万余计。后虽经一夹再夹，直至脑裂而死，也未再榨出油水。他的儿子也不承认还有余银，结果被杀。

在刘宗敏等人的夹棍下，那帮旧朝大臣几乎没有幸免。

与此同时，农民军对那些太监也是照夹不误。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之心，在重刑之下，交出白银15万两及许多金银什器缎匹。不过当时都传说他有白银30万两，因此农民军认为他仍有隐瞒，于是再夹，直到被夹死。也就是这位王之心，几十天前还以家计消乏为辞，不肯助饷，最后才勉强出了1万两。

太监曹化淳交出了白银5万两。

最后由太监交出的金银数，竟与勋戚们所交出的一样多，而比文武百官吐出的整整多出了一倍。

与此同时，农民军还把矛头直指富商大贾，效果居然也很不错。

李自成在短短十几天内，竟得了7千万两白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大批满腹经纶、满口仁义道德的既得利益者，在朝廷生死存亡之际，竟然不肯依其财力，支撑大局，到头来竟落得了如此的结局。他们似乎弄不清最简单的道理，即他们的特权地位及随之而来的财富，都是由这个朝廷及其制度所赋予的，一旦没有了这一前提，哪里还保得住特权、财富，甚至是自己起码的尊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自成进城后他们的结局，应该是预先可以估计到的。

在这一点上，身居九尊之位的崇祯帝竟也是如此。

据说李自成入城之后，搜括各库存银竟多达3千多万两，金数千万两。而作为天下财赋之枢的户部，仅有外解银约40万两、捐助银20万两而已。两者相较，不啻天壤。尽管有人对各库存银数提出怀疑，认为不会有如此之多，但城破之时各库仍有巨额存银之事，则不容怀疑。而崇祯帝却藏之不出，口口声声说缺粮少饷，今日加派，明日搜括，真不知是何道理？这些银两不仅未被用于战事，挽救危局，反而最终落入了李自成之手。

崇祯帝当然是看不到这幕了。四月初三日，他与周后的遗体被匆匆塞入田贵妃之墓，草草安葬了。

当李自成在北京城中正忙着追赃、登基时，山海关却出了问题。由于吴三桂的降清，天下局势顿时大变！

强大的清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势如破竹，几成摧枯拉朽之势。

李自成匆匆退回北京后，于四月二十九日草草登基。仪式刚结束，李自成便下令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全线撤退。

清兵获知后，一面追击农民军，一面进占北京。当时北京城中纷纷传言吴三桂已夺回太子，纷纷准备迎接。

五月初三日，聚集东郊的官员却突然发现蜂拥而来的并不是吴三桂部，而是满洲八骑。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部傲然占领了北京。

此年的九月，顺治皇帝由沈阳到达了北京，并于十月初一日举行了即位典礼。

在不到半年之间，北京由大明而易手大顺，最终却成了大清的京师。

大清的军队也在各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西线，清兵猛击李自成部，迫使李自成向陕西节节败退，并于次年（顺治二年，1645）的正月占领了西安。

在占领西安后，多铎移师攻击江南，矛头直指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朝。至五月十五日，多铎兵不血刃，占领南京，收编了弘光朝的军队。不久，俘获福王。闰六月，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淓降。

另一支清兵在阿济格的率领下，追击李自成部。在顺治二年（1645）的三至四月，清兵与李自成部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境内连战8次，李自成部皆败。至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被杀。李自成部大伤元气。

至顺治三年（1646），东线的清军连败浙江的鲁王、福建的隆武、广东的绍武3个残明政权。而西线的清兵也成功地攻入四川，击杀了张献忠。

尽管西南还残存着一个永历朝，东南尚有一位国姓爷，此外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残部仍在坚持抵抗，但大局已是尘埃落定，明清鼎革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

大明朝从此也就成为了历史。

后记后记

我对晚明史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后期。此前，有些西方史学家试图把明末中国与17世纪欧洲经历的所谓“普遍危机”联系起来。他们套用17世纪以西班牙塞维尔（Seville）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因西属美洲白银输入的大幅度减少而首次出现衰退，并造成欧洲各国政治、社会的严重不稳定这一历史模式，来论证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同样也因美洲白银输入的减少而经历了经济衰退，由此出现了政治、社会的一系列动荡，并导致了明王朝的最后灭亡。我当时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于是便与当时来华进修的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倪来恩（Brian　Molougheney）先生进行合作研究，撰写了《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关于明末外国白银的输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检讨》＇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一文，并用中英文在国内外发表。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正是中国输入外国白银的顶峰时期，因此，明清鼎革的原因，决不像17世纪欧洲的“普遍危机”那样简单，更不能把二者等同。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学术反响，其中也不乏批评者。如著名学者贡德·弗兰＇Andre　Gunder　Frank＇在其新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就对我们的保守看法提出了批评。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导致明代灭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又以本土因素为主。

那么，为什么有些外国学者会把明朝的灭亡与美洲白银以及17世纪欧洲的“普遍危机”联系起来呢？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晚明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后果问题。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得到了中外学界的普遍肯定。也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白银作为当时的主要货币，其需求量激增，而国内的白银产量又无法满足，所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口美洲、日本的白银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大规模的白银进口，也就是引起某些西方学者不断联想的依据。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这种白银进口看作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会发现一个有趣同时也是矛盾的现象，即明朝的灭亡，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似乎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依照经典著作的理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更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按照常理，朝廷和民众应该从这种增长中获益。但晚明的情形却并不是如此，甚至是相反。现在看来，明中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后果，大概不能与欧洲的历史经验作简单的类比。从其后果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明朝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创造的经济成果，不仅没有被合理地分配、共享，反而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冲突。面对这些冲突，朝廷上下几乎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朝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明朝崩溃的原因之一，似乎不合常理，但事实却极有可能就是如此。类似的矛盾现象，在晚明也绝非就此一例。这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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