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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1页）

是由于发展了“超级油轮”——1956年苏伊士危机所促进的一个发明创造。到了1967年，苏伊士危机之后仅仅十一年，已经有了比1956年时的油轮容量大出五倍的超级油轮。还有日本制造的六艘超级油轮，每艘总载重量为三十万吨，比1957年的标准油轮大七倍。这六艘油轮已经作好服役准备，将穿梭来往于波斯湾和欧洲之间。

尽管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忧虑重重，问题经证明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严重。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动静渐趋平静，而且一旦阿拉伯输出国使它们的生产恢复运行，那次的最大限度的损失约为每日一百五十万桶——等于正常情况时运往三个遭禁运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数量。损失的一百五十万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补上，办法是动用充足的存货以及日后从其他地方增加的生产量里予以补足。七年以前，在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把美国的闭井油说成是“一旦得不到中东石油时欧洲安全的主要因素”。这个假定在1967年经证实了。美国政府中有些人——以及得克萨斯独立经营者——提出的国家安全论点，赞成按比例配给，事实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美国持有一宗大规模的闭井油储藏量可以迅速地命令转人生产（尽管这储藏量也许没有像公开声称的那样大）。连同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和其他各州的相应机构的分配，美国的产量每天上升近一百万桶。委内瑞拉的产量每天增加四十余万桶，伊朗的产量每天增加约二十万桶。印度尼西亚的生产也上升了。

到了1967年7　月，六天战争以后仅一个月，“阿拉伯石油武器”和“有选择的禁运”明显地失败了；供应正在重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外国石油供应委员会停留在扮演一个信息性和顾问性的角色；为了联合行动和反托拉斯豁免的正式的紧急状态机制永不需要了。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各自都在运行，已经设法对付和处理好这个局面。

最大的输家倒是执行禁运的那些国家。它们放弃了相当大数目的岁入而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再者，它们接到帐单，要求他们向埃及和其他“前线”阿拉伯国家不断提供大量补助。扎基。亚马尼开始公开质询在这种情况下禁运有什么价值可言。不是所有人都予以同意。伊拉克就号召对所有买主彻底禁运石油三个月，给西方一个教训。但是它的这个要求在其阿拉伯兄弟中间没有。个人接受。1967年8　月末在喀土穆举行的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纳赛尔（他为了阻止一次政变而把一百五十个被逮捕的高级官员留在开罗）承认他的国家完全破了产，不名一文极需金钱。参加会议的领袖们都认识到把石油从油井里抽出来赚取石油收入是正确的该做的事；这个认识代表了“积极的”阿拉伯战略的主张。到了9　月初，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输出禁运取消了。

在这一时刻，短缺的危险都消失了。即使在8　月，阿拉伯产油国一方面还在遵守有选择的禁运令，另一方面已经把它们的总产量提高来补足损失的产量并抓住整个市场份额不放。结果，阿拉伯在8　月的总产量比六天战争以前的5　月份的产量实际上高出8　％！单单阿拉伯产量的增加比由于尼日利亚内战而造成的损失高出一倍。

尽管这次最近的混乱相当容易地对付过去了，但是事情可以变得更严重和更困难，倘使各个输出国的总产量继续受到阻碍的话（不管是出于自己决定或出于政治不安定）或者事情是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发生的话。美国内政部在它作出的关于处理那次危机的报告里得出两个教训：分散供应来源和维持“一个庞大的灵活的油轮队”的重要性。在危机后的时期里，伊朗国王总是渴求提高产量，他提出一个巧妙的主张，他认为这个主张会吸引华盛顿的决策者和赢得他们对他同石油公司继续斗争的支持。他说，伊朗应当获得一个输入美国的特别限额，输入的石油将在废旧的盐矿里存储起来作为战略储备，这样会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和供应灵活性，同时也给他一个新的市场出路。但是，还得经过另一次石油危机才能使这个明智的主张得到贯彻。

到了1967年，情况很清楚，能取得的供应至少在短时期内的确将超过需求，这是因为六天战争结束后全世界生产普遍地高涨。在10月，《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东战争引起短缺恐惧，新的供过于求消除威胁”。《汽油杂志》已经在提醒可能有一个新的危机——“供应过剩”。石油工业的总裁们对石油供应不再担心，而是在回忆1956年苏伊士危机引起的反应如何在五十年代后期加剧了市场的过剩，并导致美国实行输入限额和牌价的削减——以及欧佩克的诞生。看来钟摆又一次要向大家都太熟悉的由短缺到过饱的进程摇摆过去。

煤炭局的卡桑德拉

六天战争的结果看来证实了石油供应何等可靠。碳氢人继续认为他的石油是理所当然的一码事。石油规定和推动了他的生活，但是由于它是如此普遍存在、如此地容易取得，以至于他很少想到它。毕竟石油是在那里躺着，丰富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价格又低廉。它像水那样流着。石油过剩已经有了近二十年了，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石油将一直继续下去，没有定限，是永远不变的。这当然是石油工业里大多数人对事物的看法。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切夫隆）的一项研究于1968年后期报告说，“现成原油过剩的‘威胁’很大。在许多地区，要增加生产的压力将继续存在，即使超过了市场的要求。”如果消费者对这件事有所思考的话，他们也会期望低廉的石油继续存在，实际上犹似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所有物，而不是某些可以改变的环境的产物；他们主要关心的事莫过于在价格战期间，要不要再往前驾驶一两个街区，可以每加仑省下两分钱。

持不同意见者和怀疑论者也是有的，他们提出问题并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其中有一个是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他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代后期在英格兰永久定居。他有一度为《经济学家》杂志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撰稿；1950年担任国家煤炭局的经济顾问，该局控制英国战后已经国有化的煤炭工业。实际上他隐名担任这个职务：二十年之久。但是弗里茨。舒马赫具有一个想象力丰富和开阔的头脑。他后来着迷于佛教。他为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他所谓的“中间工艺”来替代高成本和从西方抄袭来的陈列柜式的工业规划。

作为煤炭局的顾问，舒马赫还有一个具体项目要护卫。他受托向煤炭工业在它同石油争取市场份额的剧烈斗争中，提供知识上的粮草。他是最坚强的人物之一，是站在最后成为（看来是无可避免的）输家一边的，他怀着怨恨和遗憾看到煤炭这样不体面地从“万应药”王位上被废黜了。以后，他会大大受到环境保护论者的赞美的，但是当时他却在保卫煤炭这个肮脏的燃料和反对采用石油。不过他的焦点是放在消耗殆尽的问题上，不是放在焚烧的后果上，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后受到他的后继者极大的关心。

舒马赫在1964年说，一能源没有代替品“。他说这话是在响应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煤炭的赞扬者杰文斯。他还说，”现代生活的整个大厦是建筑在煤炭上面。虽然能源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可以买卖，可是它不‘仅仅是另一种商品’而是一切商品的前提，同空气、水和土一样是一个基本要素。“舒马赫为使用煤作为世界的能源亟力辩护。他认为石油是一个有限的资源，不应当无节制地用掉。他也认为石油不会总是低廉的，因为贮藏会减少，而输出国又谋求取得越来越大份额的租金。更具体地说，他对依赖中东石油的问题提出警告。他写道，”藏有最丰富、最低廉石油的地方是在一些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国家。面临着这样的不稳定局面，放弃对长远看法的追求而仅仅希望最好情况的出现，这是有引诱力的想法。“

在乐观的时代里，舒马赫自己的长远看法是忧郁的。他用经济学的说法来表明有风险。他警告说，由于消耗的增长率很快和低廉的价格，“世界的石油供应在今后二十年内将得不到保证，按照目前的价格肯定不行。”有一次他甚至很想把他的警告用更形而上学的话来表达。他摘引了一位著名的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话并宣称，“燃料众神的末日将在不太远的将来降临到我们头上。”

但是他的声音是旷野里的呼唤。一个庞大的石油过剩依然存在，舒马赫对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公众继续发出悲戚的哀诉。1970年，他感到沮丧并且判断他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工作来反对石油，与它斗争，于是他从煤炭局退休。他的争辩收效甚微；实际上，他在煤炭局任职的年代恰恰就是石油无情地废黜煤炭老国王并承担起对工业社会的宗主权的二十年。舒马赫喜欢无可奈何地说，“小鸡将回家歇息了。”在这时刻，他看来像一个急躁易怒、有些古怪和令人扫兴的人，不愿与人们在一起。但是他不久将出版一本书，对碳氢时代的格言和“越大越好”这个迷人说法的真正根据进行挑战。不会太久，事情的发展会使得他看来不那么像一个令人扫兴的人而知。

第五部　主宰世界的战争

28、转折年代：石油出口国对石油公司

公元前330　年，古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城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劫掠，留下了二千多年前的荒凉废墟。到1971年10月，它又恢复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生命。在荒芜的遗址上架起了三座巨大的帐篷和五十九座稍小的帐篷。这是伊朗国王为庆祝二千五百年前建立波斯帝国举行的一次盛会，《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参加庆典的显贵有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美国副总统、南斯拉夫铁托元帅、二十位国王和酋长、五位王后、二十一位王子和公主，还有其他十四位总统、三位副总统、三位总理、两位外交部长。在典礼进行过程中，这位伊朗国王当众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神灵作灵的沟通，保证他要继承这位已故二干五百年的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然后，满饰珠宝和佩戴勋章的贵宾们被邀请乘车登上古波斯城的山上，观看在星光闪闪下震耳欲聋的声光表演，不可思议地，它戏剧性地再现了亚历山大对波斯城的破坏。

在举行古波斯城庆祝活动前，伊朗政府就如何安排出席盛会的如此众多贵宾的席次这一高级外交至为重大的问题，迫切地向英国征询绝密意见。对各个不同的当权者有可能发生冒犯的事情都将是一件大事。伦敦外交部礼宾司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新的方案：特别制作一张呈波浪形曲线的桌子，让每一位贵宾都能挨近巴列维家族的一名重要成员。

为了突出地表明他的崇高地位，伊朗国王曾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加他的庆祝会，但却使女王陛下派驻德黑兰大使承担了一件不愉快的差使，他解释说女王已有约在先，要去他国出访。但是，这个“他国”恰巧就是邻国土耳其，这不能不使这位国王感到恼火。于是他邀请查尔斯王子参加。遗憾的是查尔斯也有不便，他正出航北海，在海军一艘驱逐舰上值勤。然而，不用担心的是波斯古城的这次盛会非同一般，而是二千五百年一次的庆典，尤其是国王正在向英国洽购数百辆英制酋长式坦克，这些坦克恰恰攸关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伦敦方面建议由菲利普亲王和安妮公主参加。伊朗国王接受了，但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的抚慰。

庆祝活动的膳食是由巴黎著名的马克西姆大饭店供应的。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一百六十五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极尽精美。除菜肴食品外，饮用的二万五千瓶酒也是从法国运来的。（因为宴会如此强调法国风格，以至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缺席也备受注意。“假如我去了，”他事先私下解释说，“他们会把我当作侍者领班看呢。”）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一亿到两亿美元之谱。当有人对这样的奢侈提出异议时，伊朗国王不能抑制他的恼怒反问道：“这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是指我们给五十位左右的国家首脑举行三两次宴会的事吗？我们是不可能用面包和萝卜头来招待他们的，我们能这样做吗？谢天谢地，伊朗宫廷还付得起法国马克西姆饭店的服务费。”

古波斯城庆祝会以后，英国在努力抚慰伊朗国王；减轻两国之间各种紧张关系的过程中，特邀他到温莎城堡与英王室在阿斯科特赛马场共度皇家周末。这次访问邀请果然非常成功。只是在国王要与女王去一起骑马时出了岔子。就在他们要上马前几小时，人们才惊慌地了解到，作为伊朗男子，国王是不骑母马或骗马的，非公马不骑。但是，这时没有公马可供使用。正当英国方面陷入绝望之际，女王想起安妮公主有一匹公马。但新的不安是这匹公马的名字叫哥萨克。因为这位国王的父亲就是在二十年代执政的哥萨克旅旅长的儿子。假使这位国王对他父亲的事、英国在废黜他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总的方面对英国人的疑心有所敏感的话，他很可能会把提供这样一匹坐骑认为是一种新的和公然的侮辱，实在是一件极大的羞辱。可是，马的名字被成功地瞒过了国王，他骑上了这匹马。这次骑马和其他的周末活动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伊丽莎白女王、菲利普亲王、国王与王后共乘一辆敞篷马车在阿斯科特赛马场跑道上绕行。后来国王给女王写信称女王为“亲爱的至尊王亲”，英国回复表示赞同。

国王在波斯城举行盛大庆祝的全部目的是要树立自己为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传人，上帝的指定人。他拜访女王提高了他的地位，因为这显示他与女王的平等地位。他不再是一个傀儡、被人使用的工具，或仅仅是一个被任命的王位继位者。他现在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自豪的人，正在登上中东和国际舞台扮演一个能起关键作用的新角色。

英美的退却

战后的中东石油秩序是在美英支配下发展和维持的。到六十年代后半期，两国的政治力量都在后退，这意味着石油秩序的政治基础也在削弱。美国在越南陷入代价高昂、不得人心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泥淖已有多年；同时，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着反美主义，谴责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经济剥削已经成了时尚和老一套的运动。美国人自己，不仅由于越南战争，而且在“越南的教训”问题的争论上——它与美国对全球承担任务的程度和性质有关——产生了重大分歧。然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越南战争的教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向美国挑战的危险和代价与他们过去承担的相比要少了，肯定远远不会有他们为摩萨台所付的那种高代价，而所得可能要大得多。

与英国相比，美国是中东的后来者。早在十九世纪初，英国就卷入了波斯湾的事务。当时，它首先是从平定骚扰这一海域的海盗开始的，它在海湾长期海战频仍的阿拉伯酋长国之间建立了休战和平。作为交换，英国根据协议承担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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