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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第3页）

“医生是看病对症下药。我们搞创作是对药下症。你展开作品中的矛盾冲突，首先就应该考虑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有多少材料就写多大的东西。不能没有材料，就拉开一个大架子，那怎么收场呢？！

这是高度的概括，我很受启发。

他又说：搞创作，尤其是动笔之前，应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感情燃烧起来。作品就是感情燃烧的结晶。

七信守三条原则

3月28日，又是阴天。早饭后，和浩然上如东县城主街，边走我边问：你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还是阳历三月二十五日？他说：我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夜转钟二时。实际出生应该是二月二十日。但过去的农村，是以天黑天亮来计算一天的。阳历三月二十五日是推算出来的。他又说：北方人兴做寿日和生日。生日的前一天是寿日，要吃寿面。生日的当天，要庆贺。我是从不给自己做寿日的。

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创作，他说：我信守三条原则，即一不发泄，二不展览，三不投机。

我俩一同走进如东县新华书店，我看到《浩然文集》一卷，购一本，购《小木屋》《祖国名城》。浩然介绍我购买《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他说：普列姆昌德是东方的屠格涅夫，小说写得泼辣深沉，其中的佳篇是《半斤小麦》。他还推荐我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他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写得好，尤其是中篇小说，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几乎是模仿他的，这不好，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吸取一些营养，倒是完全必要的。看到书架上摆有一本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二百题》，他拿下来看了一下，书中讲到浩然“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创作了《金光大道》。”他非常气愤，说这是政治诬陷。他回去以后，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打官司，向法院起诉。不起诉主编者冯xx、朱xx，免得由此而让他们出名。要山东文艺出版社拿出真凭实据，他什么时候秉承了‘四人帮’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史》（2），这里面对浩然作品的评价比较客观，他感到较为满意。

我俩回到住处，如东县苴镇中学25岁青年教师刘剑波，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说是要去写长沙镇印染厂的报告文学，并提出要写《浩然传》。浩然与之交谈，他们谈，我记录，录音。从上午9时谈到11时。

刘剑波：浩然老师！我早就想写您的传记，因为我受您的作品影响较大。

浩然：在文坛上我不属于那种吃香的人物。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写我的传记，不会受到文坛上的掌权人物的重视的。很多大学生找我，想通过这点打开文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你如果写个短篇得了奖，会有人重视你。或者写那些走红的作家，会得到人的重视。现在，我也是不跟他们争，我走我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我总是在角落里，发东西也是在角落里。真正搞艺术的人，总是生活得平平淡淡，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屈原。

他们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我发现顾问是冯牧，我就要求把我从文学史上抽下来，我在文坛上历来与世无争。作家靠作品，我要靠两条证明我在文坛上的位置、价值，一是用自己的作品，二是靠历史。我是与中国五亿农民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党如果不犯错误，我比现在更好。我现在反省自己，就像日本人战后全民族反省一样。民族是水，我是船。水涨船高。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我也同时不断在反省自己。五亿农民走过的路，我都走了。中国革命可以给我的，都给我了。我也确确实实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一分钱稿费没有，我同样拼命写。大家不能写，没有条件写，我为什么不拼命写。当然，我是受到历史局限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受到历史局限，我能不受到局限吗？我的作品，正和误的东西，粗和浅的东西，高和低的东西并存，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真，指两方面：一是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二是当时的作家水平，就是那个样子。即使错了，浅了，现在也同样存在价值。我确实是有信心的。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要写我的评传。这种不公，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当前，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确实不可能公正的，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是争权夺利的。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一个农民呀！只读了三年小学呀！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

“文化大革命”中，我坚持写生活，如果我不挺身而出，不与《虹南作战史》他们对着干，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我写《金光大道》，我是写生活呀！如果说错了，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你说那个时候，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

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我写的是《一担水》《铁面无私》。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朝霞》写稿。

我需要的是公正。只有公正，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建国以后，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中国一个农业大国，不能不写农村呀！不应该爱护我吗？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

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确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唯独我犯了错误。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也没有犯错误。我受了冤屈，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拼命地写作。1982年，我50岁，连发了六个中篇：《老人和树》，在《当代》发表；《弯弯月亮河》，在《十月》发表上卷，《北京日报》农村版连载下卷；《高高的黄花岭》《傻丫头》，在《芙蓉》发表；《姑娘大了要出嫁》《能人楚世杰》，在《xx》发表。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脱。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写作。1979年我就发表了《山水情》，改为电影《花开花落》。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上半年，我写了120万字。与此同时，还有《浩然选集》（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1个长篇，8个中篇，10个短篇，22个儿童故事，10个儿童中篇，3部散文。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花朵集》。还有两个长篇：《晚霞在燃烧》，《小说界》即将刊登。《乡村风俗》三部曲：《寡妇门前》《男大当婚》《姑娘大了要出嫁》。《钟山》载了《男大当婚》，11万字。我还想好好修改一遍，丰富一下，扩充成一个长篇。《男大当婚》，是我追赶的脚步。1982年在山东，1983年在沈阳，我是比较苦闷的，我不甘心。我要追着时代的脚步走，我不甘心落后于时代。我写了《火车上》，鞭挞时弊。我跟不上，我就开始写自传，写回忆录。1983年7-8月，我到胶东，跑了7县1市。1984年我到济东，走访了84个专业户。今年，我又到了苏中，找到了张松林，我对他说：你不是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将来你在百亩荒滩上，可能成为富翁，也可能成为失败者。但你留下了一种精神，留下了经验、教训，这对人类就是宝贵财富。

我在胶东写《男大当婚》，是反映新时期开端，表现改革的必然。我这次到苏中，走了6县1市，找到了我创作的主旋律。对于张松林，我将以他为魂，从他这儿开始，写一组小长篇。张松林等6个人，每个人集资1000元，办起了北坎垦区自联垦牧场。我从胶东，到济东，到如东，从《男大当婚》开始，写一组小长篇，纪念粉碎“四人帮”十年，共200万字的作品。明年，我就回到家乡去，老家的房子维修了，院墙也建起来了，院子里打上水泥地面了，跟我的父老兄妹们生活在一起，写我的自传体长篇。不考虑出版，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老两口下去，带上一个业余作者下去，会烧饭的，会买菜的，还要会骑自行车的，因为我家离买菜的地方八里，要选一个老老实实的业余作者，为我做点服务性的工作。1986年，在我54岁时，《浩然文集》出了，一组小长篇也出了，我有反映合作化的，有反映改革时期的。我要写人，写人生，写心灵的辙印，写命运的轨迹。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仅仅是一个背景。

对我三点不公平：一是从来没有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来看，中国一大群写农村的作家，各不一样。有的是生在城市，为了事业的需要，写农村。有的是生在农村，走向城市，又回到农村。我是一直站在农民中间，写农民。评论家们没有抓住这一点。二是不了解我。别看他们骂我，老实说我的作品他们也没看。我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我得用自己的行动去画。那些搞评论的，也是鹦鹉学舌，也是做小买卖的，根据市场行情，什么能赚钱，就写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从来就不傲视任何人，从来就不自卑，不觉得比别人低一头。从来就不说假话，不写假作品。我还是认为“文如其人”，还是坚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有的人，可能是写出一点冠冕堂皇的文章，但内心是肮脏的。我当听到“文如其人”的讨论时，我就觉得抢劫银行的人抢劫银行是应该的，一样可笑。我是有信心的，走完我自己的道路，但我觉得是很艰难的。

我的座右铭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艳阳天》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费，第二卷稿费全部交了党费，第三卷没拿到稿费。写作不是为了稿费。我总是写我自己的东西，我决不被人左右。

刘剑波：您对《春天里的冬天》怎么看？

浩然：《春天里的冬天》，依我看应该是属于隐射文学。

刘剑波：我碰到人和事，有感情，但表达不出来。

浩然：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本领，一要有生活积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生活就一定丰富。二要有认识生活的能力。老红军、老劳模，他不能当作家，就因为不能认识自己的生活。三要有艺术表现力，包括文字能力，语言的积累。县委书记能认识生活，但不能表现。仅有以上三点还不够。还要用自己的化学元素，去分解生活。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用后面的两点，分解前面的一点——生活。

刘剑波：我打算按文学史来读。

浩然：这个有必要。读书是肯定的，但一定要写。不然，眼高手低。读和写结合起来，不一定拿出作品来，练笔。青年作者一写就想成名。一写就想发表。一写就端个大架子。不要这样。如果不像画家、演员那样苦练基本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刘剑波：我写散文诗之类的练笔。

浩然：不一定规定，写片段。风一来怎么样呀！碰到一个人感到可亲呀？这是为什么呢？分析一下。用文学的笔记录下来。这对将来有好处，写作的时候，可以整段整段放进作品里。

刘剑波：我做梦都想写您的传记？

浩然：你离我太远，教学时间也很紧。我女儿也是教学的，1977年参加高考，离本科线差三分，只考上大学师专班，毕业后当老师。她白天教学，晚上回家还要改作业。忙得很。你教学又忙，如果再写传记，花费的精力太多，也化不来。我建议你还是搞创作，细水长流，自己能搞创作了，写作家传记，也能体谅作家的苦衷。

下午，如东县原副县长、现任县政府顾问金德福应约来我们住处，谈张松林开发海涂，办自联垦牧场的情况，徐春林陪同，1时30分开始，5时30分结束。

晚饭后，和浩然往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他告诉我：北京市委正在给他，管桦、杨沫、阮章竞解决住房。他的住房很紧张，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挤在一起，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无法写作，没有专门的写作间。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很丢人。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他在老家燕山下，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有一栋小房子，前面是老房，他舍不得撤掉，又花了3000元，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到一定时候，他和老伴住在这里，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他说：他从不进银行，该用的用，该花的花。存款不多不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又干不了大事。他家有三部照相机，三部电视机，三部录音机，需要花的就花。

谈到稿费时，他告诉我，《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时，正好是《千万不要忘记》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中央发现了，邓小平有个批示，降低了稿费标准，每千字才7元钱。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艳阳天》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艳阳天》第三卷出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发行，没有稿费。发行是后来的事情。

我谈到创作长篇小说《洞庭丽人》的情况及创作的苦恼，他给予鼓励。

晚上，我与陈春泉谈海涂开发，浩然看有关资料。陈春泉走时，他出来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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