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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古稀父亲要入党长篇节选（第1页）

一

这天，我正在公安厅上班，突然间，传达室打电话给我，说有客会。我没有问来客是谁，放下话筒，就往大门口迎接。我边走出办公楼边想：这会是谁呢？肯定不是公安系统的，肯定不是本市的，也肯定不是我的同学和过去的同事，因为只要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进公安厅，都不会被挡在传达室。来客可能是农民。不是洞庭湖畔的农民，就是刘少奇主席故乡的农民，一般来讲，只有这两处的农民来找我，前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与那里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后者是我曾经任职，受过磨难，得到锻炼的地方，我与那里有着难以抛却的友情。这年代，尽管农民致富了，但在城里人眼里，尤其在有钱有势的人眼里，并不像有些电视剧和小品中表演的那样受欢迎。而我，虽然早已是城里人，虽然在这样显赫的机关工作，但由于我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不可改变的农民的血液。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农民种的稻、植的棉经过加工改造而成，所以，农民在我这里受到欢迎。我估计的不错，来客果真是位农民。他是我儿时的条胯朋友，现在村上当治保主任的邬海贵。我俩同年同月生，一起放牛，一起捕鱼，就连屙泡尿，我俩都要一起喊：金屙尿，银屙尿，不屙尿的烂卵包。儿时结下的这份友谊，经几十年风霜雨雪，仍无丝毫改变。我兄弟三人出门在外，家中老父老母，平时多亏他悉心照管。当然，他找我解决一些诸如农药、化肥之类的困难。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高兴。中餐，我请海贵到公安厅对面的燕山酒家喝酒。三杯酒下肚，海贵对我说：这次来，是受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委托，麻烦你解决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你是吃家乡的米粮，食家乡的鱼虾长大的。家乡人都说你没有忘本。我笑着给他斟酒：有事你就直说，不用转弯抹角。海贵要我给村上筹几十万元钱。我们处在汉寿县西北最边远的一角，与常德县的洞阳观村隔一条几十米宽的小河，西行常德30里，东进汉寿30里，为了方便两岸人的来往，城乡经济搞活，两个村联手在小河上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桥建了一半，包工头说钱用完了，要两个村上再拿五十万元。临尾，海贵睁大被酒灌得通红的眼睛对我说：你要把这事办好了，你父亲入党就不成问题了。我笑，我又给他斟酒。海贵可能见我没有作出明显反应，又加重语气告诉我：前不久，你父亲到县委找县委左书记，递上他的第100份入党申请书，要求县委在他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能给村上筹足这五十万元钱，又为你父亲入党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你想想，到那时，村党支部能不举手通过？乡党委能不批准？县委左书记能不重视？我与海贵碰杯。我说：海贵呀海贵！你是个一根敢鱼肠子通到底的人，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他答：市场经济交换原则嘛！你帮了村上，村上自然应该帮你。像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你父亲没入党。这明摆着的忙村上当然要帮。

我送走了海贵。我对海贵讲的我父亲要入党的事，根本没放在心上。我以为那是海贵喝多了酒讲的酒话。我的父亲已有十多年不提入党的事了，跨过年整满八十岁，他既不是爱国将领，又不是国际名人，他还要入党干什么呢？

不久，乡党委书记罗玉环到公安厅找我，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我请他到长城宾馆喝酒。他喝了酒，也像海贵一样对我说了父亲到县城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在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以为那也是讲酒话。因为他来到公安厅找我，是他亲戚的亲戚的一个侄儿从长沙偷了一辆摩托车骑回汉寿，途经宁乡时，被宁乡县公路派出所民警发现，连车带人一齐扣压。他请我出面疏通疏通，只要能放人回家，愿罚几千块钱。现在的人，求你帮忙时，想尽千方百计提出交换条件。我把罗玉环也看成了这种人。至于他说的我父亲向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我根本没往心里放。父亲要入党是他从18岁到55岁之间的事。自他55岁那年我妹妹被迫害致死以后，我再也没听他讲过要入党。这明明是罗玉环为了调动我替他帮忙的积极性。我暗自好笑：过去连乖巧话都不会讲的老同学，如今也变得俗气了。

没过多久，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晓江到公安厅找我，他是我当中学民办教师时的同事，挚友，我请他到华天大酒店喝酒。他喝了酒，也像邬海贵、罗玉环一样，对我提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在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我听了，像前两次一样，也以为是酒后讲酒话。因为刘主任来找我，是他乘坐的蓝鸟途径宁乡路段时违章，交通警察要处以罚款，司机不服，你推我扭，事情闹大，蓝鸟被扣压。他请我给宁乡交警打个招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放车。我清醒，我没有醉。我想几十年的老朋友，帮忙就帮忙，何必提这样的交换条件。唉！什么都商品化了。对刘主任讲我父亲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照样没放在心上。我的父亲苦苦追求入党追求了几十年，五十五岁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申请入党的事。如今真是这样，父亲肯定不会瞒我，县委左书记与我有着近二十年的特殊交往，他也会及时向我通报。我暗暗打定主意：以后家乡谁来求我帮忙，谁要再以父亲入党为交换条件，我就拒绝帮忙。

真奇怪，此后凡家乡来求我帮忙的人，谁也没向我提过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倒是不求我帮忙的家乡人，见了面就要讲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而且说法不一。有的说：我父亲在县委左书记办公室坐了三天三夜，不批准他入党，他就不回家。有的说：我父亲当着县委左书记的面撞墙，表示他坚决要入党的决心。有的说：我父亲给县委左书记送了一个装有一万元钱的大红包，要求批准他入党。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谱。我当然不相信，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的父亲是个善良本分的长者。知父莫过于子。我的父亲不会做出那等事。真有这样的事，县委左书记还会不给我打电话，不给我写信？这事全是那些无聊的人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出来的。接下来，当家乡人再向我提起父亲要求入党的事时，我就明显地表示反感。渐渐地，家乡人见面，再也没有谁向我提这事了。再接下来，我到外地出差、办案，从北国齐齐哈尔，到南国深圳，从十里洋场上海，到老革命根据地麻城，四处听到人们讲叙这样一个故事：

洞庭湖畔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农，找到县委书记，递交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问老农：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入党？老农回答：共产党伟大。打败了小日本，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这些年，苏联、南斯拉夫和东欧那么多国家发生动荡变化，执政的共产党都倒台了。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这些年，国内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党的领导干部搞腐败，搞不正之风，共产党照样稳如泰山。跟共产党走没有错。

人们说的洞庭湖畔，是不是指我的家乡？人们说的那个耄耋老农，是不是指我的父亲？面对如此强大的冲击波，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县委左书记的电话。我问究竟有没有我父亲向他递交入党申请书这回事。左书记的回答很干脆、很肯定。我以为听错了。我重复问了一遍。左书记的回答一字不改。顿时，我心里涌起难言的滋味。是自豪？还是羞惭？是高兴？还是痛苦？都是，都不是。我缓缓放下话筒，泪水滑出了眼眶。父亲啊父亲！你原来时刻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仍一如既往，痴心不改。我真不敢相信。

二

我回家对妻子和儿子说了父亲向县委左书记申请入党的事。妻子大为惊讶。妻子与我结婚以来，从没听父亲讲过要入党。至于妻子与我结婚之前，父亲苦苦追求入党的那些事，我家里的人从未向她提过，觉得那是未能实现的追求，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妻子与她的公公相处二十多年，没想到她的公公会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我通过msn，把这事告诉远在英国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的儿子，他更是不敢相信，他今年二十四岁，十七岁那年考入北京工商大学，二十二岁获准赴英国留学博士。他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有意地安排他去老渡口老家，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所以，他自以为他最了解自己的爷爷，是个善良的爷爷，是个勤劳的爷爷，是个慈祥的爷爷，决不会是个追求入党的爷爷。他读初三年级一学期时，学校出的期中作文考试题《我最了解的人》，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爷爷。全文如下：

我最了解爷爷。

爷爷是乡下的一个农民，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但是，他却用自己一双生满老茧的手，把爸爸送进了大学，当上了警察；把叔叔送进了军营，当上了工商干部。

爷爷喜欢抽烟。他一抽烟就咳嗽，却总要抽。爸爸要他别抽自卷的烟卷儿了，还给他买了带过滤嘴的香烟，可爷爷还是咳嗽。他说这是“条件反射”。天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词儿。

爷爷还经常喝点酒。爷爷喝酒有个特点，不管大杯小杯，只喝一杯；不管大碗小碗，不喝第二碗。

爷爷爱劳动。爷爷总是闲不住——这是中国农民的共同特点。他到我家总是住不上一两天，原因是因为没事儿做，会得病。爷爷常年料理着两三个鱼塘，一大片菜地，一片竹林，还有亩产数千斤的橘园……爷爷家简直是个大观园，这都是靠他一双手经营起来的。你想想，他要是闲下来，不病才怪呢。爷爷做事，还喜欢听奶奶唠叨。奶奶身体不好，有冠心病，干起活儿来总是承受不了，爷爷就要奶奶坐着，看他干活儿，奶奶却总要对他唠叨两句。我以为爷爷会很烦，可是他总是笑呵呵地说：“听你奶奶唠叨，就像看赵老妈子演小品一样有意思。”赵老妈子就是爷爷常在电视上见面的老朋友——赵丽蓉。

爷爷总是按时令把自产的枇杷、葡萄、梨子、甘蔗，甚至西瓜、香瓜，还有……把个儿最大的，味最鲜的，统统送到我家来。爷爷的乡邻开玩笑说：“要开个‘杨老倌特快专递’才行。”我总觉得爷爷种的葡萄比吐鲁番的葡萄鲜，爷爷种的橘子比潮州的橘子美，爷爷种的甘蔗比东山的甘蔗甜。爸爸说那是因为爷爷种的瓜果里还有一样比这些更鲜更美更甜的东西，那就是爱。

我了解爷爷，了解他额头上的每一条皱纹，那是光阴刻下的记号，也是欢快的劳动的汗水像黄河冲刷黄土地一样留下的沟壑；我了解爷爷，了解他手上的每一块老茧，那是锄柄磨出的硬皮，也是不停地艰辛地劳动像洞庭湖水拍打岸礁留下的见证；我还了解爷爷的心，在那善良的心中流淌着中国农民独有的热腾腾的血液，流淌着对儿孙永无止境的爱。

此文，我儿子的语文老师认为写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爷爷，因而给了满分；此文，《小溪流》杂志的编委、老作家邬朝祝认为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爷爷，因而予以发表。

这就是我儿子眼中的爷爷。

如今，他的爷爷已是耄耋之人，竟然要求县委书记批准入党。儿子无法相信：爷爷怎么会要求入党？爷爷凭什么要求入党？

妻子和儿子都问我：你父亲是不是患了精神病？我听了这话很火，怎么能这样看待我的父亲。但我没有发火。妻子和儿子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父亲。不知者不为过。他们若真正了解了我的父亲，他们就不会这样向我提问。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父亲的过去。

我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上，命里注定要受穷，要吃苦，要被欺。父亲的爷爷有三兄弟，分家时，从祖上分得了三柱三骑、三缝两间的一栋木板瓦屋，按现在的计算方法，建筑面积24平方米。就在这栋狭矮的木板瓦屋里，降生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姑母，后来又降生了我的姐姐和我，还有我的妹妹、和两个弟弟。至今，我的父母仍住在这栋木板瓦屋里，只不过加长了加宽了，东西两头各添了一间，南北前后各延伸了一米。这是我入党、提干以后对祖上家业的光大。父亲的爷爷所拥有的财产除了这栋狭矮的木板瓦屋，还在洞庭湖边上分得了一片种植着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对这片坡地，我妻子和儿子均留有深刻印象。因为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我父亲的曾爷爷曾奶奶，就安息在这片坡地。每年的大年三十，我和我的弟弟，都要带了妻子，儿女，给这四位老人坟上送火、烧香、磕头、放鞭炮。我父亲的爷爷全凭了这片坡地和坡地上的三十多棵柑橘树，维系，繁衍了我们这个家。我对父亲的爷爷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三岁时他去世。他走前留下他和我的两则故事。一则，他告诫我的父母，不要打我骂我，我将来会遇到好年代，长大有出息。二则，我在他身上屙了硬硬的大便，他分辨不清误以为是糖果，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当他品出滋味后，他没有吐，呵呵地吞进了肚子里，还连声说：蛮甜！好吃！从这两则小故事可以看出，我父亲的爷爷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他虽然身板高大，四肢粗壮，可他眼力不好，有劲使不上。他精心料理这片坡地和三十多棵柑橘树，结出的柑橘又大又甜。十里八村闻名，有钱的人争着买。换回的谷米拌上野菜，再加上打草鞋攒的钱，也能勉强度日。等到增添了我的爷爷和我爷爷的妹妹时，我父亲的爷爷便感到单靠那片坡地和那三十多棵柑橘树的收入，日子难以打发。他要发展家业。他相中了离老屋约一里远的何婆桥。那是一道水湾，水湾上架了一道石拱小桥，桥的东边有一座古庙，一年四季，常德汉寿不少的人到庙里烧香许愿。我父亲的爷爷凭了他每年用柑橘结下的好人缘，在石拱桥西边的土包上搭起一个茅棚，卖茶水，卖草鞋，还时不时留远路来的香客过夜。收入渐渐增加，后来竟掀掉茅棚，建起了一栋三柱三骑、四缝三间的木板瓦屋，我爷爷继承了下来，我父亲也继承了下来，到了我这辈，却没有继承下来。在我七岁那年，天下闹灾荒，我家里揭不开锅。我父亲以两担高粱的价格，卖掉了这祖传家业。就是这两担高粱，救了我全家的性命，那样大的灾荒，到处饿死人，我家里却没有饿死一个，都幸存了下来。搭帮这两担救命的高粱。当时，我爷爷骂我父亲是败家子，我父亲也没有改变他的主意。我爷爷在1988年12月去世，他还为那时骂了我父亲后悔，赞扬我父亲此举有胆识、有魄力。有了人，什么都有了。假如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还有现在这个兴旺发达的家。其实，我爷爷去世时，他还有许多后悔的话要对我父亲说，只是来不及了。我的爷爷，与我父亲的爷爷比较起来，同样是身板高大，四肢粗壮，同样是那样心善良，人缘好。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却远远比不上我父亲的爷爷。我的爷爷嫌弃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在12岁时，从常德县的麓角平一路讨米讨到何婆桥，被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收留做了童养媳。我的奶奶矮小、瘦弱，可做事很扎实、很厉害。盛一百多斤的两只水桶，她双手提了，爬十多米高的坡，腿不颤，手不晃，滴水不溢。一个男人无法推动的石磨，她推起来忽忽转，而且边推边往磨眼里酌米、加水，无需人当下手。关于我的奶奶，我曾在她去世四周年之后写过一篇《我的祖母》的散文，在1993年的《写作》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该刊创刊十周年征文评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奶奶的事迹感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奶奶身上，集中体现了旧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所有优点。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生下我父亲和我姑母后，就砸烂他的理发箱，就撇下这个家，独自驾着一条小船，走沅水，漂洞庭，闯长江，到所有有水的地方跑运输去了。家庭的重担，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的责任，全都落在了我那矮小、瘦弱的奶奶身上。

我儿子嫌我这些扯得太远，只讲爷爷为什么要求入党就行了。我说，你不知道这些，你便无法读懂你的爷爷，无法了解你的爷爷，也无法理解你的爷爷。我前面讲了，你爷爷来到这个世界上，命里注定要受穷，要吃苦，要被欺。从你爷爷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你应该有所明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爷爷6岁给有钱人家放牛，8岁租插地主的湖田，看尽了人间的冷眼，吃尽了世上的苦头。

我儿子竟说：“爷爷为什么不向希望工程申请帮助。要是有个城里的有钱人对他一帮一，不就能上学读书，不就能解决温饱了吗？”

我哭笑不得。我儿子这辈人，是在甜水里泡大的，对人世间的苦难了解得太少了。我真担心，一旦苦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将如何对待？如何承受？如何解决？当然，我衷心希望我儿子这辈人，还有他们的下辈、下下辈，不要遇到任何苦难。然而，没有苦难的世界，不成其为健全的世界，没有苦难的人生，怎么会永远甜蜜，怎么会永远没有苦难呢？我越加觉得，应该让我儿子彻底地了解他的爷爷所承受过的苦难，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那样，他或许会明白他的爷爷在耄耋之年为什么还要向县委左书记提出入党要求。

三

邬海贵、罗玉环、刘晓江求我办的事，没有父亲入党这一层因素，我也是要办的。不论伟人、庸人，脑海里都不可避免地装有家乡观念、同学观念、朋友观念。何况如今是市场经济年代，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不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加上父亲入党这一层因素，这几件事我就更要下力气去办。父亲给我的太多，而我回报给父亲的太少。父亲苦苦追求入党几十年，在他耄耋之年，他不但没有灰心，没有泄气，反而表现得更强烈、更迫切，我身为他的长子，身为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成全他，让他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于是，我向在企业界握有实权的几位朋友求助，向下海经商的成为大款的几位哥们伸手，想方设法拼凑邬海贵急需的五十万元，力争在他指定的期限内汇到他指定的账户。我给宁乡公路派出所写了条子，要求对罗玉环的那个亲戚的亲戚的侄儿从轻处理，我给宁乡交警打了招呼，放回了刘晓江的蓝鸟王。以往，我做这类事的时候，我边做心里边烦躁，做过之后还苦恼。这次，我做这类事，不但不烦躁，不但不苦恼，反而高兴，反而惬意。我对着岳阳楼西侧，桃花源东侧，我家乡所处的位置，心里暗暗地说：父亲呀父亲，为您入党，儿子应该助您老人家一臂之力。

父亲最初要入党的原因和动机既简单朴素，又合情合理，说起来谁都能相信，谁都能理解，只要是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是讲天地良心的人，都会主张、赞成他入党，只要是真心拥护党，维护党的利益，希望党兴旺发达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会同意接纳他入党。

我父亲完全是从他翻身解放的美好经历，从他一家苦尽甘来的幸福生活，从他周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是为穷人撑腰，是为穷人谋幸福，是为穷人坐江山的党。也许是他过早地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活负担的原因，他的个子，要比他的父亲，要比他的爷爷矮一头，他的四肢，要比他的父亲、比他的爷爷细一半，他自然就比不上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那样强悍有力，他种稻植棉的技术，捕鱼捞虾的本领，栽柑育橘的水平，也超越不了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多少，而他却拥有了何婆桥周围大片的湖田和望不到岸的水面，拥有了贾家园那十多亩乌黑流油的土地，还拥有了犄角溜尖，四蹄浑圆，头尾齐整，“哞哞”欢叫的青毛牯，还拥有了黄澄澄、亮晶晶，能穿波破浪，能腾空跃起的双飞燕小五斗渔船。这些，都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爷爷的爷爷，白天想，夜里盼，想得到，盼得到，心想老了，眼盼穿了，没有想到，没有盼到，到他这辈子，都想到了，都盼到了，这不是老天爷赐予，这不是神仙哥施舍，也不是他凭本事赚取，都是来了共产党，他才分得了这许许多多桩桩件件的宝物呀！

共产党没来之前父亲还穷得丁当响。从我母亲时常对我们兄弟姊妹说起她和我父亲结婚时的情景，就可透视到父亲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事系媒妁之言，当然是父母包办。在我母亲未走出大红花轿，未走进何婆桥西侧那个小茶馆之前，她只听人介绍，我的父亲个子虽不算高，四肢虽不算粗，但五官长得蛮端正，身架搭配蛮匀称，是个见人三分笑的喜美男子。她也只听人夸奖，她未来的婆婆是个吃过黄连苦，受尽天下罪的小脚女人，心眼善良，手脚勤快，上敬公婆，下疼儿女，得左邻右舍喜欢，受过往路人夸赞。对于别的，她晓得的不多。她只相信，媒人不会把她往苦海里引，父母不会将她往火坑里嫁。呜呜啦啦的唢呐，咚咚锵锵的锣鼓，红红彤彤的花轿，从何婆桥以西约五里远的李家村，迎来了李神医家长相最美，手脚最灵，针线最好，最得李神医疼爱的长孙女李清凤。我的母亲走进她的洞房，看到满房摆设的油漆得光光亮亮的架子床、大衣柜等各式家具，床上挂的雪白蚊帐，放的大红被套、厚重棉被，柜里挂的绿衫翠袄、红袖紫裤，以及堆的棉鞋丝袜，证实了她最初的判断没有错。媒婆没有骗她，父母没有哄她。当我父亲揭开她头上的红盖头，她的目光与我父亲的目光相遇，她娇羞的脸与我父亲兴奋的脸相对的时候，她心里更是喝了蜜一样的甜。她的郎君的确是她想像中的美男子。她感到了木板瓦屋的温暖，她感到了小茶馆的可爱。这一夜，我母亲依偎在我父亲宽厚的胸脯上，睡得格外香，睡得格外甜。半夜，她还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木板瓦屋加宽了加长了，屋脊装扮成一条龙，龙头向南，龙尾在北，金碧晃眼，腾空欲飞。小茶馆变成了大酒店，从早到晚，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路人，都在这里歇脚、喝茶、用餐，全家人忙上忙下，红红火火。屋后，莲荷飘香，鱼虾成群；屋前，猪牛欢唱，鸡鸭起舞。早晨起床，我母亲面对洞庭湖上冉冉升起的那一轮鲜红鲜红的太阳，面对洞庭湖上闪金亮银的波光，她笑得很甜，她笑得很美，她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和她的郎君一起实现她昨夜的梦。吃了早饭，她辞别了公公婆婆、祖公公祖婆婆，还有小姑子，还有喝喜酒没有离去的远路亲戚，和我的父亲一道，由媒婆领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回李家村。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结婚的第二天，新娘要由新郎陪了，带上烟酒，带上鱼肉，回娘家看望父母和家里人。这叫“回门”。按祖辈传下来的规定，新娘回门不能在娘家过夜，小两口必须当天回到自己的洞房。这天，那轮鲜红鲜红的太阳转过洞庭湖，挂在武陵山尖尖上的时候，我的母亲喜滋喜滋、融暖融暖地返回她的小茶馆，跨入她的洞房，瞬间，她像一根杨木桩，僵直地立在门口，不会挪移。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鲜红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她没有走错门。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红黑绿蓝青黄紫分辨得一清二楚，她没有花眼。她定定神，静静心，再仔细打量她的新房，她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那些洋溢着喜气，闪烁着亮泽的新家什、新衣被、新用品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旧木板床，一只未曾油漆的圆桶，床上挂的是补丁压补丁的蚊帐，垫的是抹布巾一样的土织布被单，盖的棉被是黑黑的、绉绉的。她顿觉受骗了，被哄了，她恨不能大哭一场。她要跑回自己的娘家。她掉转身，欲出门，看见我的父亲满脸羞惭地望着她，看见我瘦弱的祖母眼泪汪汪地朝她伸出挽留的双手，看见我瞎眼的曾祖父咚地一声跪在了她的面前，看见我姑母和我的曾祖母在一旁搂着哭成一团。我的母亲止住了脚步，我的母亲抹干了泪水，二话不说，返身走近那张木板床，伸手铺平了那张抹布巾似的床单，叠齐了那猪油渣样的棉被。李神医家的那个人见人夸的清凤姑娘，命运注定她落在了杨家这栋低矮、空荡、寒酸的木板瓦屋里，过起了吃了上餐没有下餐，有了烧柴没油盐的日子。

自我懂事以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总是在我们最困苦，或是最畅达的时候，讲起这段往事。每次讲起，都是喉咙哽哽，眼睛汪汪。我们每次听来，不但不腻味，不但不厌烦，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感受，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遇到困苦，我们不低头；有了畅达，我们不神气。对穷人，从不欺负；对显贵，也不奉承。杨氏家族在旧社会深受的苦难，成为了我们后一代人人格力量的源泉。

可见，我的父亲那时虽不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可除了那栋低矮的木板瓦屋，除了那片可种植30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再无别的财产。土改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划为贫农。我的父亲从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手中分得了田土、湖场，分得了耕牛、渔船，他像餐餐喝了酒，天天吃了蜜，英俊的国字脸，从早到晚红扑扑，乌亮的大眼睛，从晨至暮笑眯眯。

湖上驾船，他唱渔歌。

田里掌犁，他唱山歌。

熬过严寒的人，倍觉春天的温暖，忍受黑暗的人，方知太阳的光明。是共产党让我父亲挺胸抬头，扬眉吐气。是共产党让我父亲有吃有穿，兴旺发达。他不与共产党亲，他与谁亲？他不跟共产党走，他跟谁走？天地良心，他只有把自己的一颗心和那一百多斤全部交给共产党，他才不是昧良黑心，他才没有忘恩负义，他才真正对得起共产党。

所以，从土改那阵开始，我年轻热血的父亲就咬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员，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

我的父亲咬定了这个目标，便以他洞庭水乡农民的思维、农民的方式，农民的行动，进行苦苦的追求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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