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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唐玄宗李隆基 多才多艺的帝王下（第1页）

推动科技进步

唐玄宗在位期间，对科技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开元五年（717年），他听闻和尚一行学识渊博，尤其是擅长天文历法，便邀请他到京师，还安排他住在皇宫的光太殿，这样方便他随时过来向一行和尚咨询治国理政之道。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又下令让一行和尚改革旧历，以纠正其中的误差。为此，一行首先设计并制造了一种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用来精确测定黄道的变化。利用这一工具，一行和尚进行了详细的天文观测，测量出了二十八宿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他的观测结果显示，实际的恒星位置与古籍记载存在差异，这表明恒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会逐渐移动。

这一发现比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理论早了近一千年。在此基础上，一行和尚又设计了一种名为“覆矩图”的仪器，并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等于今天的129.22公里），与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一成果代表了世界上首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尝试，虽然精度有限，但方法科学合理，与现代测量值（111.3公里度）很接近。

此外，一行还主导编纂了《大衍历》，这是唐代天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基于黄道游仪的研究，一行和尚参考了历代历法的优点，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完成了初稿。在他去世以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继续完成，最终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颁布实施。《大衍历》引入了更准确的“定气”概念，能够更好地推算出符合农时的二十四节气。相比之前的历法，《大衍历》更加精确，成为后世历法改革的重要参考。通过这些工作，一行和尚不仅为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玄而宗皇帝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彰显了唐朝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玄宗时期的外交政策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中外交往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覆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从东亚的高丽、新罗、百济（均位于朝鲜半岛），到日本、越南（古代称为林邑）、尼泊尔（古代称为泥婆罗）、缅甸（骠国）、泰国（赤土）、柬埔寨（真腊）、印度尼西亚（如室利佛逝和诃陵）、印度次大陆（天竺）以及远至斯里兰卡（狮子国）、阿拉伯地区（大食）和伊朗（波斯）。这些国家与唐朝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各国的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及游客纷纷来到中国，而唐朝的使者、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前往国外。据统计，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并互通使节的亚非国家超过70个。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国际交流，唐朝设立了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在各地建立商馆为外商提供住宿，同时设立互市监和市舶司来监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和敦煌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其中长安尤为突出。

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许多外国商人选择在长安的“西市”开设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而在长安定居的外国人家庭数量达到了4000至5000家之多。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的文化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总之，唐玄宗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传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

统治后期满足现状沉迷享乐

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了开元盛世后，逐渐满足于现状，沉溺于享乐之中，失去了早期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节俭之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因宠妃武惠妃的谗言，他将太子李瑛及两位弟弟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并诛除。武惠妃离开后，李隆基日夜寝食不安，直至听闻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遂不顾礼节将其纳入宫中。杨玉环不仅容貌出众，还擅长音律歌舞，深得玄宗欢心，并在天宝四载（745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

宠妃子信奸臣

随着对杨贵妃宠爱日增，玄宗变得越发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朝廷内外为了迎合他的喜好，竞相进贡珍稀物品，户部郎中王鉷每年额外贡献巨额钱财供宫中宴赐，玄宗对此不加追问，反而对其愈发优待。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相继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善于阿谀奉承的李林甫。李林甫以“口蜜腹剑”着称，通过收买玄宗身边的人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以此来迎合玄宗需求，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玄宗不理朝政，李林甫得以恣意妄为，最终导致天下贡物尽入其手。

为了讨好杨贵妃，玄宗下令设立专门团队为其制作华服，并开辟千里贡道只为让她能吃到新鲜荔枝。杨贵妃家族因此权势显赫，兄长杨国忠成为宰相，三位姐姐也被封为夫人，享受荣华富贵。然而，这种奢华生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杨国忠专权弄法，贵族官僚们竞相攀比奢华，激起民间不满，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日益激化的各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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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为了博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在得知玄宗计划扩建华清宫浴池时，特意用白玉石打造鱼龙凫雁和石莲花置于其中，赢得了玄宗的赞赏。每当前往华清宫，杨贵妃及其姐妹都会随行，她们的豪华车马队伍引发了市民的反感。尽管如此，玄宗依旧每年到华清宫避寒，沉迷于酒色之中，忽视了国家治理。这些行为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标志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盛世之后，逐渐失去了对国家危机的警觉，反而转向了一系列对外战争。

随着政治腐败和黑暗的加剧，边疆将领为了贪功求官，肆意挑衅边境冲突，使得战乱频仍。李隆基的好战态度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局势，打破了初期相对稳定的边境局面，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

对外关系恶化

-与吐蕃的关系：西边与吐蕃的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南诏国冲突：西南方向，由于边疆将领的骄横跋扈，原本可以平息的冲突不断升级，迫使唐朝不得不征兵对抗南诏，结果先后有二十万唐兵因战或病而丧生。

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唐朝内部政治腐败和兵力空虚的机会，联合同罗、奚、契丹等民族组成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朝已经多年未经历大规模战争，民众缺乏战斗经验，河北州县面对叛军攻势迅速瓦解，地方官员或逃或降。

潼关之战与哥舒翰的失败

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叛军攻占了东都洛阳后，继续向西进发，潼关成为了防守首都长安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唐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元帅，率领近二十万军队驻守潼关。然而，这支军队多为临时凑集，战斗力参差不齐，并非精锐之师。

此时，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对哥舒翰的信任不足，担心他会拥兵自重，因此频繁派遣宦官前往潼关施压，要求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本人则认为潼关地势险要，宜守不宜攻，主张坚守待机。然而，在皇帝和杨国忠的持续压力下，哥舒翰最终被迫出战。

哥舒翰决定在灵宝（今河南三门峡市）与叛军交战。由于准备不足、士气低落以及地形不利，唐军在战斗中遭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俘，随后被送往洛阳，不久后被叛军谋害。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长安的门户洞开，迫使唐玄宗仓皇逃离京城，前往蜀地避难。

长安陷落仓皇逃亡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随着安禄山叛军的长驱直入，长安最终失守。唐玄宗李隆基被迫仓皇出逃，带领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员向西撤退。在逃亡途中，一行人到达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这里发生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幕。

随行的将士们因局势动荡、前途未卜而心生不满，担心杨国忠及其家族会成为叛军的目标，进而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士兵们哗变，斩杀了杨国忠，并要求处理杨贵妃以平民愤。面对这一危机，李隆基无奈之下，被迫下令赐死杨贵妃，以安抚军心。这段插曲不仅反映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复杂，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李隆基继续向西南方向逃亡，最终抵达成都避难，设立临时朝廷，史称“蜀中行宫”。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并未随同南下，而是选择北上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在那里，李亨得到了当地将领和士卒的支持，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安史之乱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格局。

唐肃宗的即位迅速稳定了北方局势，为抵抗叛军提供了新的领导核心。然而，这也意味着唐朝从此开始了双帝并存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尽管如此，李亨的努力最终为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逐步恢复了唐朝的统治秩序

太子即位应对叛乱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军事措施来应对安史之乱。他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并召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大军，使得灵武地区军威大振。同时，肃宗任命新的朝官与将帅，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军事指挥系统，并对抗击叛军进行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遣精锐骑兵前来助战。此时，恰逢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导致叛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形势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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